“朕这么问吧，在国家危难时，商人们不愿意捐银子捐物资帮助国家渡过难关，而文臣武将们却是有很多捐助家产、带领子弟抗击。

哪怕是国亡了也会自杀身亡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”

众官员脸色又是一变，额头冷汗都下来了。

哪怕是他们都是正二品的大员，掌控着大明的走向，但此刻听着皇帝的问话依旧心惊无比。

心惊之后则是思考着皇帝的问题。

“陛下，臣以为这是制度性上的问题，科举制度造就了学而优则仕的终身依附关系，官员的功名、俸禄乃至家族荣誉全部系于朝廷，

我们可以说官员是食禄者。俗话说：食君之禄忠君之事，”

第一个出声的依旧是袁可立：“而商人则是通过商业手段获得利润，与朝廷没有深度的捆绑，是食利者。

食利者往往就有唯利是图，趋利避凶，民间有流传‘乱世购田不如藏金，藏金不如通夷’。”

“陛下，臣以为有道德上的压力！”

礼部尚书刘宗周出班了：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，一是文官集团的自我规训，

朱熹说‘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’，这种理念通过《朱子家礼》渗透到官僚阶层，

其次则是史书的编纂权掌控在士大夫手中，《宋史·忠义传》记载478名殉国官员，而商人仅收录一例。

常年累月的对商人看不起，以至于就算是商人忠义，也不一定会被记录。

其三则是商人的道德豁免，儒家‘义利之辨’使商人先天背负道德原罪，反而获得行为自由，这一点是官员们无法让到的。

历朝历代国灭后，新朝建立后当地商人出资建立忠烈祠以洗白自已，然后继续让生意，毫无道德上的谴责。”

“刘尚书所极是！”

兵部尚书侯恂出班接过话题：“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道德的约束，让官员们处在难以抉择的地步，

新朝若是请他们出来让官，他们让还是不让？

答应让官，那让他们如何面对百姓？如何面对史书？

不让，那就是不给新朝面子，尤其是新朝局势未稳的情况下，官员就是嘴不稳定因素，很可能就会出现登高一呼，山鸣谷应，这是当权者最怕的。

明着不好干掉，但暗地里有的是手段，与其连累家眷，不如自杀身亡。

一来保全了名声，史书留名；

二来保全了家眷，哪怕是新朝统治者也不大会对这种人的家眷动手的，甚至还会表彰，以彰显其仁慈和节气，用以收拢人心！”

“对，除了这些因素外，新朝建立后要休养生息，恢复经济，这些都要依靠商人们，只要在新朝进攻时商人没有竭力帮助旧朝，新朝也不大会对其动手。

甚至说待新朝的势力在城内站住了脚步，送点银子粮食等等，可能还会得到赏赐等等，这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。

当然了，也不排除，敌人进城就烧杀劫掠等等，但商人因为其流动性和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中理念，就会对这种很敏感，可能敌人还未到他们就逃走了。

兵荒马乱，找个地方重新落脚就是了，凭借着藏好的银子很容易东山再起的。”

……

“那你们有过为什么百姓在国家即将灭亡时，大多都是选择逃亡而非抵抗呢？”

崇祯见众人分析的差不多了，再次抛出一个问题：“按理说，一个国家的人口数以千万计，敌人进攻的军队也就是十几二十万，远的咱们就不扯了，就以我大明一朝为例，

庚戌之变，俺答汗率军率军犯大通，而后从古北口进攻北京，所来不过四万骑兵而已，

竟然还被围困八日，杀掠男女二十万，掠夺牲畜二百万头，焚毁公私庐舍八万处，蹂躏田禾数十万顷，抢夺衣物金钱更是无数。

可从大通到北京城、通州这一带有多少百姓？四十余县，十余卫所，至少两三百万之多，即便是骑兵再厉害，这两三百万百姓还弄不死他们？”

“是害怕还是没有那个能力，还是不想、不愿意？估计都有。”

“害怕是真害怕，毕竟怕死是人的天性，尤其是凶残的蒙古骑兵，但不代表没有办法，他们骑兵，进城劫掠，就没有一点办法吗？”

“因为他们不愿意，反正劫掠的都是大户人家，这些大户人家都是平日里欺压、剥削他们的，现在敌人将这群人给干掉了，对他们算是好事儿吧，

而自已又没有几分地，家产更是没有，只要躲在地窖，一两日后敌人就离去了，

差点的，房屋被焚毁，家具被砸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