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一年二月中旬，江城下了，“这是委托书。请配合。”

我扫了一眼那红章，笑了：“欢迎。正好我这儿账目乱，你们来了帮我理一理。外头冷，请进，喝杯热茶。”

“总部”是商业街店的二楼，一个收拾出来的阁楼，摆了张办公桌、一个旧文件柜，墙上挂了块小黑板，写着各店的日销售额。冬天暖气不足，屋里放着一只蜂窝煤炉，烧得通红。

我让赵强去楼下拿搪瓷缸子。店里一共四个缸子，两个掉了瓷、露出底下黑铁皮，一个印着”先进工作者”的红字。

赵强拎上来一壶开水，我从柜台底下翻出半包散装红茶。茶叶是前阵子从供销社买的，用旧报纸包着，已经有点受潮。

“条件简陋。”我把缸子递过去。

马国栋接过搪瓷缸子，看了看掉瓷的地方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他放下缸子，从公文包里把家伙一一摆出来：计算器、复写纸、空白表格，还有一台便携式传真机，接上了店里的电话线。九十年代的传真机是个稀罕物，黑色的方盒子，滋滋啦啦地吐纸，一股油墨味。

“请提供最近六个月的进货单、销售日报、库存清单、银行存折流水，以及所有供应商合同。”马国栋掏出一张打印好的清单，逐项念。

“没问题。”我走到文件柜前，从最上层搬出一个铁盒子，“都在这儿。”

马国栋戴上眼镜，翻开第一本账――那是我早就准备好的”面子账”。

他看得很快，粗短的手指翻着纸页，计算器按得噼啪响。两个助手埋头核对单据，复写纸垫在进货单底下，用圆珠笔一遍描出两份记录。

“你的电子表，”马国栋突然抬头，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眯了眯，“进货价五块，售价六块，利润只有一块？”

“薄利多销。”我咧嘴一笑，给他续上热茶，“竞争太激烈了，电子表现在满大街都是，不卖便宜点，人家扭头就去隔壁摊买了。一块钱的利润，能走量就行。”

马国栋低下头继续翻账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又拿起另一页：“丝袜进货价一块，售价两块八到三块。这个利润比电子表高很多？”

我故意愣了一下，挠挠头：“这个……渠道不同。电子表是郑总供的，定价全国统一。丝袜是我从温州拿的，小作坊直供。”

“什么厂？有合同吗？”

“没名号，熟人介绍的，没签合同，口头约定，要多少货拍个电报过去，款到发货。”我摆摆手，装作满不在乎。

两个助手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
我心里清楚他们在想什么――这个小商贩有点脑子，但管理粗放，连个正式合同都没有，典型的个体户作风，有点聪明，但上不了台面。

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

马国栋查了一整天。中午我在国营饭馆安排了四个菜一个汤，他吃得不多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报表。

下午三点，他开始写报告。一支钢笔，蓝色墨水，字迹工整。

“经营状况正常，利润一般，管理较为粗放，无重大风险，合作可控。”他把报告递给我，“签字确认。”

我签下名字。他把报告塞进传真机，滋滋啦啦――一份传回了省城东海贸易总部。

“辛苦了。”我把他们送到门口。

马国栋握了握我的手：“炜杰同志，郑总很看重你。好好干。”

黑色桑塔纳消失在街角。

省城，东海贸易总部，十八楼。

郑东海穿着深灰色中山装，手里夹着一支红塔山，没点。传真机刚吐出来的报告还热乎着，他拿起来看了一遍，随手扔在办公桌上。

“你觉得呢？”

陈婉清走过去，拿起报告。她的目光在”利润一般”那几个字上停留了一会儿。

“报告是真的。”她说，“但……可能不是全部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的丝袜渠道利润很高，但报告里没有详细拆分。温州小作坊的进货成本、运输费用、损耗率――全都没有明细。”她顿了顿，“他在藏利润。”

郑东海把烟点上：“藏了多少？”

“我猜……真实利润可能是报告上的三倍。”

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。

郑东海深深吸了一口：“他藏利润，说明他不信任我。不信任我，说明他想自己单干。”

陈婉清没有接话。

“你觉得该怎么办？”

“再观察。”陈婉清说，“他现在根基不稳，翻不起大浪。温州渠道有价值，强行收编，得不偿失。”